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基层治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民的幸福感。近年来，湖南省在基层治理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与实效性的探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多元共治、注入法治动能、借力数字科技，成功破解了诸多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基层善治新格局。 

      湖南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确保治理的正确方向和强大合力。省委社会工作部专门出台文件，通过建立观察联系点工作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鼓励基层针对物业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等难题先行先试。这一顶层设计催生了丰富的实践。在湘江新区，党组织建设被深度嵌入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住宅小区。新区已推动成立651个小区党组织，选派党建指导员，基本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这些党组织成为凝聚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骨干的核心，将“支部建在小区里”，有效破解了社区治理力量分散的困局。在常德临澧县，党建引领更是细化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五级联动网络，让居民“有事能找到组织，有难事能有党员帮”，使党的领导力直达社会肌体的最末梢。 

    湖南的基层治理跳出了政府“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湘江新区打造的“一体四翼”模式是典范。其核心是围绕“有人管事、有钱办事、可持续”的目标，从组织、经济、法治、科技四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创新“业主代表会议制度”，有效化解了万户以上大型小区的“议事难”；通过司法支持业委会追索公共收益，为小区治理夯实了经济基础，有小区成功追回224万元并被用于社区更新。在永州零陵区徐家井街道，“133”治理模式则组建了由党支部、业委会、志愿者等联合的共治委员会，成功解决了800余个无物业小区管理难题，调解纠纷374起。这些实践表明，当居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都被有效动员并赋予参与渠道时，基层治理便从“管理”走向了“共建共治共享”。 

     湖南注重将民主协商与法治保障相结合，为基层矛盾化解提供了刚柔并济的解决方案。怀化市创新的“双建议”转化机制颇具代表性。该机制打通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建议之间的壁垒。例如，针对户外劳动者高温津贴发放不到位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部门履职后，人大代表进一步调研，将其转化为更有系统性的人大建议，推动了一场覆盖多个行业的专项整治，最终为2071名劳动者足额发放津贴180余万元。这种“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的双轮驱动，使民意诉求通过法治轨道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在全省层面，规范化建设的综治中心成为法治化化解矛盾的主平台。如益阳市的各级综治中心整合司法、公安、信访等多方资源，形成“一站式”解纷服务，并培育了如“李狮工作室”等品牌调解室，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了万家忧”。 

    科技赋能是湖南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各地综治中心普遍引入信息化手段，推动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衡阳市南岳区的综治中心能实时汇聚分析景区人流、治安态势等数据，实现精准布防与快速响应。新晃县推出“五溪解纷”线上平台，群众扫码提交诉求，系统自动分流并限时办理，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使重复纠纷警情下降了44.2%。在乡村，数字技术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溆浦县将综治平台接入“智慧溆浦”系统，利用7858万条数据支撑风险预测预警。这些智能化工具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更通过流程再造，使公共服务和矛盾化解变得更加便捷、透明、可预期。

从湘江新区楼宇间的党群服务站，到怀化侗乡古村落的消防整改现场；从益阳综治中心调解室的温情对话，到云端解纷平台的指尖操作，湖南的基层治理实践描绘出一幅生动图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系统性地将党的政治优势、政府的整合优势、社会的参与优势、法治的秩序优势以及科技的效率优势有机融合。这不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湖南的生动演绎，也为更广阔地域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份兼具创新性与实效性的“湖南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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