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三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宋·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少时读王勃，读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总以为字字句句，都是为自己写的。那时还在邵阳老家，就着煤油灯抄《滕王阁序》。抄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笔尖蓦地一顿，墨汁在纸上洇开，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像是早早洇开了半生的命数。

及长，方知青云之上，尚有九重。而人世之间，多的是风雨如晦。

岁在丙午，吾年五十有几。鬓边白发，不是一根根生出来的，是某年冬天，自耳根起，倏然漫上来的一片霜。每每揽镜，总要愣住：这是谁？

父亲是乡里的老供销，算盘打得噼啪响，却供不得三个儿子同时读书。我排行第二，上头一个哥哥，高中时便辍了学；下头一个弟弟，还在读初中。父母把全部指望，都寄在我身上。一九八六年秋，母亲卖了陪嫁的一副手镯，父亲倾尽历年积贮，凑足三千元，送我上市里的商专。那手镯是外婆的遗物，银质，绞丝纹。我至今记得它们躺在供销社柜台绒布上的样子，白得发青。

商专毕业后，二十一岁留校任教。那时真年轻啊。站在讲台上讲《岳阳楼记》，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己的声音便先自抖了。学生们坐在下头，眼睛亮得像汪着一汪水。我以为那便是毕生的事业了——青灯黄卷，桃李春风。

一九九〇年，忽有一纸调令，让我去供销社，并无半句商量。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组织需要。"我含笑点头，转身将教案锁进了抽屉。那教案本里还夹着半首未竟的诗稿，后再未启封。

真正让我半生辗转难眠的，不是那些走过的路，而是那些具体的日子。

一九九二年三月，我从供销社借调到区政府办公室当科员。主任姓周，常德人，雅好旧体，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对坐品茗。那年县里提拔副科，周主任力推我，材料已呈报。公示前一天，分管副县长召我去，说："小张，你文笔好，跟我写两年材料，位置我给你留着。"我那时蠢啊，竟以为靠才华吃饭，比靠关系体面，回了一句："我想在基层多锻炼。"副县长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第二天公示名单出来，是一个连简报都写不通的人。那扇门合上时，其实是有声音的。只是我站在门外，还以为是风声。

一九九四年，我由县里调往市乡镇企业局，先后分管直属企业与党建工作。那些年，我从基层一步步往上，正是风华正茂，兢兢业业，颇获好评。

一九九六年冬，阴差阳错间，我开始辗转湘西、怀化、郴州、衡阳等地公安系统谋职。那时已三十岁，在基层历练四年后，于二〇〇〇年借调到省厅。当时一直在省保安协会、省法制办等岗位谋差，警服是借的，编号是别人的，每天在办公室起草公文、整理文稿。在省厅十年间，先后有两次组织找我谈话，说准备给我办正式调入、授衔、进班子。我回去彻夜未眠，把警服叠了又叠。可就在公示前一周，省厅忽下一纸公文，冻结了所有跨系统调入。冻结期三年。三年后，政委调走了，新来的政委不认识我。我的警服还了，编号注销了。二〇一〇年，我黯然离去，像一滴水蒸发在十年警界的尘埃里。

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五年，我先后在多家省级媒体及中央驻湘媒体做深度报道，从记者而编辑而部门主任。那时纸媒尚体面，我写的调查报道拿过省新闻奖。总编老陈是个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某日他找我，说集团准备做新媒体转型，想让我牵头做一个时政评论栏目，独立核算，独立招人。我犹豫了半个月——怕失败，怕丢了现有的位置，怕年逾不惑再从头来过。等我终于应允，老陈已经调去出版社了。接替他的人说："这个栏目？没听说过啊。"

最痛的是二〇一六年。

那年我四十八岁，在中直机关某部门借调四载。四年里，我写的内参有三篇获过批示。部长在一次座谈会上点名道："这个仲升，笔杆子硬。"我以为终于等到了。那年秋天，部里有一副司级空缺，部长亲自向人事司推荐了我。我填了表，交了档案，甚而去商场买了一套新西装——藏青的，两千余元，那是我这辈子最贵的衣服。

公示前三天，我接到老家的电话。母亲脑溢血，在医院抢救，我放下手头工作，赶回老家照顾住院的母亲。一待便是三个月。待母亲出院后，我回到北京，打开邮箱，看到一封简短的邮件："因个人原因放弃考察，特此说明。"是我自己的邮箱发的。我完全不记得曾发过这封邮件。打电话问人事司，对方说："你家属来电，说你母亲因病需人照顾，虑及情绪不稳，申请暂缓。"

我拿着手机，在办公楼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一动不动，它就灭了。黑暗里，我想不起来那个"家属"是谁。后来我知道，是我引荐从湖南调往部里一个同事"帮"我处理的。她后来坐了我的位置，现在她官至正厅。

那套藏青西装，我至今挂在衣柜里。标签没拆。一次没穿过。

从此，我在北京一直漂泊，再未去争，亦未去想其他发展。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古人诚不我欺。

不是冯唐无才，不是李广无功。只是机遇一事，像春天的柳絮，看着漫天都是，伸手去抓，却从指缝间漏尽。

我算过：从一九九四年到二〇一六年，二十二年间，我错失了四次可以改变一生的机会。当年的同事，如今有人进了省部班子，有人主政一方，有人身家过亿。而我，至今仍在为生计之间颠沛奔波，黯然神伤，终弃事业，十多年时光，在京城与故乡之间辗转。像一颗石子，被命运抛掷，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水漂，终还是沉了下去。

三十年后同学聚会，在新宁。当年同窗，如今有人做了局长、厅长，有人开了公司。酒过三巡，一个当年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端着酒杯过来，说："我一辈子记得您讲《岳阳楼记》时说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我笑着举杯，酒喝下去，是苦的。

但我终是不甘心的。

不甘心的不是为名，不是为利。是怕那些深夜写下的诗句，那些灯下苦读的典籍，那些跋山涉水的足迹——皆将归于虚无。

王勃二十六岁写《滕王阁序》，旋即溺亡；李贺二十七岁留下"黑云压城城欲摧"，便英年早逝。我比他们多活了许多年，多阅了许多风景。可他们活过，像流星划过夜空；我活着，像一盏熬尽的油灯，明明灭灭，却终未彻底熄灭。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出一本一九九一年的日记。那时我二十三岁，在区里供职，用钢笔抄了一首诗，是自己写的：

"纵使青春成蹉跎，不负山河不负我。"

字迹已模糊，墨水褪作淡褐色。可那个少年的意气，忽然就从纸页间扑出来，撞了我一个趔趄。

窗外又在下雨。

京城的雨和湘西南不一样。家乡的雨是缠绵的，一下半个月，把人的心都泡酥了。京城的雨是暴烈的，来得急，去得也快，像某种不耐烦的安慰。

我坐在窗前，泡一壶普洱。茶叶是二〇一六年我刚到北京买的，茶汤已不那么红了，像陈年的血。雨水顺着玻璃向下淌，把外面的霓虹灯扯成一道道扭曲的光——像岁月在脸上刻下的纹路，像那些永远拉不直的遗憾。

半生已过。那些豪情壮志，如今尽化为案头的一盏清茶、手中的一卷旧书。不再问"为什么是我"，不再计较"凭什么不是"。只是安静地活着，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一点不平凡的意义。

或许，这就是人生终极之觉悟——不是与命运和解，而是与自己和解；不是放下理想，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理想。

夜深了，雨还在下。书此，不为发表，不为传世。唯为给这蹉跎的青春，一个交代。

仲升。这个名字是自己起的，仅作笔名，取自《诗经》："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原期望成为一座山，可我终究只是一块被流水磨圆的石头。

但石头也有石头的活法。且行且珍惜，且写且从容。

——岁次丙午仲夏既望，仲升书于京华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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