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生于六零后，或在江边，或在山野一个叫不出名的小村落。赣南的丘陵深处，粤北的山坳之间，湘西南的僻远一隅。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极早，腊梅尚未吐蕊，北风便已携着洞庭湖的潮气，漫过南岭的脊背，扑进千家万户的土坯房。降生的那些黎明，母亲们用一锅红薯饭的热气，或一口红糖水，为你们接来了人间的第一口呼吸。

　　童年，浸在南方的季风和梅雨里。

　　那时候的天，蓝得像一块洗旧的蓝印花布。云低低地压着木屋吊脚楼的飞檐，或是客家围屋的灰瓦。赤脚跑在田埂上，脚底板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泥垢——那是大地给的胎记。味蕾的记忆，从一碗浮着几粒剁椒的南瓜汤开始；从掺了红薯丝的糙米饭开始；从只有年关才肯切下一片的烟熏腊肉开始。青黄不接的四月，母亲挎着竹篮，领你们钻进后山的竹林。挖春笋、采蕨菜、摘苦槠子。涩味的绿意在铁锅里滚过，拌一把苞谷粉，蒸出一笼笼灰褐的苦涩。若能吃上一顿纯白不带杂粮的米饭，哪怕浇头只是猪油和酱油，那米香能在齿间萦绕数日，成为漫长岁月里反复回味的甜。

　　家，多是夯土或木柱为墙、覆瓦或麦秆为顶的老屋，或是青砖黛瓦的赣南民居。陈设简素得近乎清贫：一张掉了漆的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领袖像和你们的奖状，便是一个家庭的全部体面。最难忘南方的隆冬，没有北方的火炕，只有一只红泥火塘。炭火明明灭灭，映着父亲抽旱烟时忽闪的脸。窗外湿冷的雨，瓦檐水滴滴答答敲着木桶。火塘边煨着的红薯，不多时便散发出焦糊的甜香。和兄弟姐妹争抢着剥开烫手的薯皮，连指缝里的炭灰也来不及拭去，一口咬下，滚烫的蜜意顺着食道滑入腹腔，暖透了被寒气浸透的五脏六腑。那种朴素的欢愉，今日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置换。

　　那个年代的夜，是真正的夜。没有霓虹，没有车流，只有一盏摇曳的桐油灯，在土墙木柱上投下巨人般的影子。灯下，母亲飞针走线，缝补磨破的粗布衣裳；父亲默然抽着旱烟，烟锅里的明灭映出年轻却已斑白的双鬓。趴在木櫈上写字，本子用粗糙的草纸装订，铅笔头短到捏不住，便削一截细竹筒套住继续；橡皮是捡来的废旧胶鞋底，擦过之处纸面乌黑，却视若珍宝。漫长的冬夜里，能听见的只有座钟齿轮咬合的咔嗒声，和村头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那样的夜，漫长、寂静，却让人心安如磐。

　　少年时代，在南方湿润的晨雾中展开。

　　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踩着露水未干的田埂去上学。书包里装着几本卷了边的小人书，那是全部的精神财富。一本《铁道游击队》能在伙伴手中传阅半载，直至散页仍被奉若拱璧；一部《青春之歌》能让人在桐油灯下读到东方既白，为林道静的命运热泪滂沱。还深爱着那些高亢的旋律——《我们走在大路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音符里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那是属于你们的脉搏：滚烫、纯粹、毫无保留。

　　小学是村里那间漏雨的祠堂改建的。雨天，和同学们把脸盆、木桶摆在课桌下接漏雨，叮叮咚咚，竟也奏出一曲奇特的交响乐。初中在镇上，每周背一罐母亲腌的酸豆角和几斤红薯米，便是一周的口粮。高中在县城，第一次坐长途汽车，第一次看见柏油马路，第一次知道世界不止有稻田和竹林。

　　一九八六年，高考。恢复高考后的第九个年头，竞争惨烈如战场。记得那个闷热的七月，考场里只有几台摇头扇，握着钢笔的手心全是汗，墨水在试卷上洇出一朵朵蓝花。幸运儿考上了省城的院校，工学院，或是财贸学校。村里这些年出的第一批大学生。父亲杀了那只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母亲蒸了一锅白米饭——记忆中最为丰盛的一顿晚餐。

　　最后赶上“包分配”的那一代人。

　　一九八九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各地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第一次穿上制服，或是工装，或是白大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桌，第一次觉得人生终于有了一条可以望见的轨道。报到那天，南方的雾很大，站在单位门口，看着“为人民服务”或是“安全生产”几个大字，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说不清是什么，只是眼眶有点发热。暗下决心，要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

　　青年时代，在南方湿热的空气中和理想一起度过。

　　各自的岗位上，从文员到技术员，从教师到医师。写材料、跑基层、跟着老师傅学手艺。学会了说当地的方言，学会了吃剁椒鱼头，学会了在梅雨季节把衣服晾在走廊里十天半月也干不透的无奈。骑着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车筐里永远装着一摞材料和一个搪瓷缸。那时的信奉很朴素：干一行爱一行。再苦再累，从不叫屈，只把汗水默默咽进肚里。

　　结婚成家时，没有钻戒，没有婚纱，没有海誓山盟。两辆并行的自行车，一包几毛钱的水果硬糖，照相馆里那张略带拘谨的黑白合影。妻子是同事介绍的，或是同乡的同学，也是农村出来的姑娘，朴实得像一株野地里的油菜花。单位分的那间不足十五平米的筒子楼，一张木床、两床棉被，便筑起了一个巢。集体宿舍的楼道里，家家户户挨着煤球炉做饭，谁家炖了白菜豆腐，香气能穿透整条走廊。邻里之间没有防盗门与猫眼，只有敞开的门户与毫无保留的信任。谁家有了难处，众人二话不说便伸出援手；谁家包了饺子，必定给左右邻舍端去一碗尝鲜。那种人与人之间赤诚的温热，是心中永不坍塌的乌托邦。

　　以为日子会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以为铁饭碗会端一辈子。以为只要肯吃苦，总会有出头之日。

　　然而，时代的车轮从不因谁的眷恋而驻足。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春潮漫过堤岸，成了那批被抛入深水的人。“减员增效”四个字，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击中了脊梁。记得那天，拿着买断工龄的那叠薄薄的钞票，在单位门口站了很久。南方的风很大，吹得眼睛生疼。信仰崩塌的阵痛，前路茫茫的惶惑。但不能倒下，身后有嗷嗷待哺的儿女，有日渐佝偻的双亲。

　　拭去泪痕，藏起失落，放下身段。

　　摆过地摊，在夜市里卖过袜子、卖过皮带，嗓子喊到沙哑，还要提防城管的突然袭击。蹬过三轮，在火车站拉客，三伏天的太阳把柏油路面烤得发软，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去过建筑工地，在脚手架上搬砖，那双曾握过钢笔的手，磨出了血泡，结出了老茧。南下广东，在东莞、深圳、佛山的电子厂流水线上站过十二个小时，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工棚里，听着上铺兄弟的鼾声，望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像一只只被风暴打落的鸟，在南方的大地上四处扑腾，只为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枝头。

　　后来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小餐馆，在老街区角落里，店面不足二十平米，既是老板，也是厨师，也是跑堂小二。凌晨四点去菜市场进货，晚上十一点才打烊，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做过建材生意，跑过运输，开过打字复印店，摆过水果摊，修过自行车。每一次都倾尽所有，每一次都如履薄冰。有过小赚的时候，也有过血本无归的时候。被人骗过，被人欠过账，被人指着鼻子骂过。但从未真正倒下，身后有正在上学的孩子，有日渐苍老的父母。

　　中年，在漂泊与奔波中度过。

　　从家乡漂到省城，从省城漂到珠三角，又从珠三角回到故土。像一株株被连根拔起的野草，在南方的土地上四处寻找可以扎根的泥土。住过城中村的握手楼，住过工地的集装箱，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吃过泡面、馒头、榨菜，最困难的时候，一碗白米饭拌酱油，便是一餐。

　　但从未忘记，是父亲，是母亲。

　　倾尽所有供孩子读书。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要考上大学，要走出这片走得跌跌撞撞的土地。省吃俭用，只为给他们买一双像样的球鞋，只为给他们报一个课外辅导班。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从咿呀学语到背着书包上学，从懵懂少年到意气风发的青年。看着他们考上了大学，看着曾经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在他们面前敞开了大门。那一刻，躲在工地的一个角落里，或是餐馆的后厨，点了一支烟，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后来孩子也结婚了，也有了孩子。又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帮着带孙辈，在老小区里，每天推着婴儿车去公园散步。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学会了发微信，学会了视频通话。看着孙辈一天天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童，心里涌起一种温柔——说不清是什么，只是想把他们的小手攥得更紧一些。这辈子，值了。

　　然而岁月无情，开始陆续送别父母。那个曾经在火塘边抽旱烟的父亲，那个在桐油灯下缝补衣裳的母亲，那个挎着竹篮领你们挖春笋的人，一个个归于尘土。跪在坟前，纸灰被南方的风吹得旋转升腾。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从此，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唤你们的乳名，再也没有人为你们留一盏回家的灯。站在父母的坟茔前，泪水混着南岭的雨水，无声地滑落。

　　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城市闪烁的灯火，心底总会涌起一种怆然。不是悲伤，不是遗憾，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喝了一口隔夜的浓茶，涩，却回不出甘来。

　　鬓发早已霜白，脊背也已微驼。曾经疾步如飞的双腿，如今爬几级楼梯便气喘吁吁；曾经引以为傲的好胃口，如今也被各种慢性病困扰，变得这也不敢吃，那也吃不下。看着镜中的自己，那个曾经在田埂上奋力奔跑的少年，那个曾经在单位里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曾经在工地上咬牙硬撑的中年，如今都已化作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

　　想起那些未曾实现的梦想。当年曾想过要做一个好干部，要做一个好技师，要破大案，要立功受奖。当年创业时，曾想过要开一家大公司，要赚很多钱，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当年漂泊时，曾想过要衣锦还乡，要让父母骄傲，要让乡亲刮目相看。然而这些梦想，如今都已化作一声声叹息，消散在南方的晚风里。

　　并非没有成就。养大了孩子，带大了孙辈，撑起了各自的家。从农村娃变成了城里人，从一无所有到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经历了这个时代最剧烈的变迁，见证了这个国家最惊人的腾飞。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刻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

　　但心中始终有一个未竟的梦。关于事业的，关于成就的，关于一个人的尊严与荣耀。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下岗，如果当年创业成功，如果当年抓住了那个机会，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能在深夜里，独自品味这份遗憾，这份不甘，这份无奈——像含了一颗未熟的橄榄，酸涩，却吐不出来。

　　前几年，老同学们三十年聚会。当年一起进单位的兄弟们，当年一起摆地摊的难友们，当年一起在工地上搬砖的工友们，如今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岗位上，有的已经驾鹤西去。围坐在一起，喝着老酒，说着往事。有人提起了当年那个案子，有人提起了当年那个领导，有人提起了当年那个姑娘。笑着，闹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唱起了《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唱至末句，满座潸然。那泪光里，有对逝去年华的祭奠，有对坎坷半生的慨叹，更有历经劫波后的通透与无悔。

　　独自走在南方的老街上。看着那些斑驳的红砖墙，看着墙头枯瑟的瓦松，看着那些在树荫下摇着蒲扇下棋的老人，看着那些推着小车叫卖烤红薯的商贩，都恍如昨日的自己。走过当年工作过的大楼，那栋楼已经翻新了，门口的牌子也换了，站在楼下，仰头望着。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什么。

　　在这个快如闪电的时代，似乎正在被推至边缘。弄不懂那些复杂的APP，听不懂年轻人的网络黑话，在数字化的丛林里显得笨拙而疏离。但在看似落伍的躯壳下，却藏着一颗最恋旧的心。怀念那个邮筒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怀念那个一诺千金、真情不饰的年代，怀念那个虽然清苦但人情浓稠的年代。不是不想跟上，只是有些东西，一旦刻进骨头里，就再也抹不掉了。

　　夜深了，城市的霓虹依旧绚烂，江上的货轮依旧鸣着汽笛。独坐阳台，沏一壶陈年的安化黑茶，或是泡一杯浓酽的普洱。看杯中蜷曲的叶片在滚水中缓缓舒展，一如这代人跌宕起伏的命途。茶汤入口，先涩后甘，那股醇厚的回甘在舌尖萦绕不散。喝到最后，茶叶沉在杯底，像那些再也翻不起来的往事。

　　记忆是一部厚重的书，每一页都浸着汗水与泪水，坚韧与温情。这些记忆不因光阴的流逝而黯淡，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清晰。它不仅是私藏，更是一代人于苦难中挣扎、于奋斗中前行的见证。

　　风过窗棂，仿佛又听见了那声悠远的鸽哨，闻到了那阵蒸腊肉的醇香，看见了那个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在稻田里奋力奔跑的少年。时光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那烙进骨髓的记忆。你们这一代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在时代的缝隙里，拼尽全力地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

　　夜风敲窗，独坐灯前。忆及半生所历，从南方山区的土坯房到城市的筒子楼，从单位的办公桌到工地的脚手架，从包分配的安稳到下岗后的漂泊，恍若隔世。这一代人，恰似江湖中的芦苇，被时代的洪流反复冲刷，却始终保持着向下扎根的姿态。不诉苦，并非无苦；不夸功，并非无功。只是深知，真正的人生况味，从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那些无人见证的深夜，在那些默默吞咽的艰难时刻。

　　写作此文，不求传世，只愿为这一代人留下一点痕迹——不是碑，不是传，只是一些散落的碎片，一些带着体温的记忆。若后辈读来，能于字里行间触摸到一个时代的温度，便不负这灯下的漫漫长夜。

　　　　　　　　　　　　　　　　仲升 谨识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于南方夜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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