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政治教育载体”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再审视》的理论倒置与实践悬空

作者：余克勤 江西井冈红核心评论团核心评论员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二十七年、经系统理论训练又长期躬身一线的共产党员，同时身为江西井冈红核心评论团核心评论员，我始终认为：评判一种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看它引用了多少经典词句，而要看它是否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根本立场，是否经得起基层鲜活实践的检验。近期读到《“政治教育载体”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再审视》一文（以下简称“再审视”），通篇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包装，为翟元斌全盘否定宗教界学雷锋实践的极端论调做学术背书。文章旁征博引、术语密集，看似逻辑严密，实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核心要求，在最根本的实践观上犯了知行分离的倒置错误，如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存在的知行脱节问题一样，同时在事实判断上存在严重的论题偷换与主观预设。我以自身二十七年理论学习与躬身实践的亲历，从四个层面对该文予以系统驳斥。

一、论题偷换：翟元斌从来不是“仅审视表述”，而是全盘否定一整套实践

“再审视”一文的第一道诡辩，是将翟元斌的系列批判刻意窄化为“仅针对'寺庙是政治教育载体'这一特定表述的制度审视”，声称翟元斌“从未否定宗教界人士以公民身份学雷锋”，进而指控反对者“偷换论题”“稻草人攻击”。这一论断本身，才是对争议事实的偷换。

只要翻阅翟元斌在“雷锋博客”上公开发表的系列文章，事实便一目了然：他的批判远不止于一句表述的语义辨析，而是对广佛禅院设立雷锋展览馆、竖立雷锋雕像、杂志社授牌“研学基地”、吸纳寺院为理事单位、住持在《雷锋》杂志连载文章等一整套实践的全盘否定，定性为“方向性背离”“系统性失责”“机构宗旨崩塌”，并明确要求“收回牌匾、撤出雕像、关闭展馆、清理理事单位、分层追责”。这哪里是“审慎的制度审视”，分明是“一棍子打死”的极端否定。

“再审视”一文刻意回避翟元斌“全面叫停、全域整改”的核心主张，将其美化成“理性的语义辨析者”，把我们这些反对者塑造成“无边界支持、模糊意识形态”的形象，这才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我和众多基层同志的立场从来都是“守底线但不一刀切”——我们明确反对将雷锋神化偶像化、纳入宗教仪轨、借公益传教，同时肯定宗教界依法依规开展公益志愿服务的正向价值。这一立场与“再审视”虚构的“无边界论”毫无关系。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再审视”一边指控我们“偷换论题”，一边自己将一场关于“宗教界学雷锋是否合理”的广泛讨论，强行压缩为“一句表述是否合规”的窄题，以偏概全、避重就轻，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违背了它所标榜的唯物辩证法“全面看问题”的基本要求。

二、实践倒置：书斋文本分析不是“理性飞跃”，二十七年知行合一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再审视”一文最核心的理论错误，是在实践认识论上彻底颠倒了知行关系。文章将翟元斌的文本分析定义为“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飞跃”，将我们这些扎根基层二十七年的实践经验贬低为“感性经验堆砌”“经验主义迷信”，甚至断言“基层实践不具有自明真理性”。这一论断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理性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感性实践基础之上，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脱离实践的“理性”，不过是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置的思辨。

我以自身经历与翟元斌做一个对比，谁的认识更接近真理，事实胜于雄辩：

翟元斌的“理论学雷锋”路径：长期以理论研究、文稿编撰、论坛讲学、博客写作为主，公开渠道鲜见其亲身参与无偿献血、一线扶贫、应急救援、常态化志愿服务等实际公益服务实践。他对宗教界学雷锋的批判，全部建立在文本阅读、逻辑推演、概念辨析之上，从未深入宗教场所做过实地调研，从未与开展学雷锋的僧众面对面交流，从未考察过公益服务的实际成效。这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批判，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的旧唯物主义路径。

而我走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雷锋”的路子：理论上，我2012年参加上饶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的十八大精神基层理论宣讲员培训班，成为市级基层宣讲骨干；2014年参加团中央在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举办的网络宣传专题培训班，成为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骨干；2015年受聘为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井冈红核心评论团核心评论员；今年7月，我参加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文化和旅游部党校）与江西省文旅厅联合举办的“江西省乡村文化能人培训班”并担任班长；8月又参加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国家广电总局党校）举办的“微短剧‘五个一批’精品创作研修班”，担任研讨活动第一组召集人。这些系统的党校级理论训练，让我对意识形态边界、政教分离原则、网络舆论规律有着清醒而系统的认知。

实践上，我自2000年参加工作初期第一次在南昌八一广场无偿献血起，至今累计献血13次共4600毫升，先后获2022—2023年度江西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根据《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22年修订)》规定，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需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目前我已符合该标准，已经预申报2024—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2020年抗疫期间，我不仅个人捐款，还牵头基层水电工群体募捐1.5万元，定向支援湖北武汉、江西鄱阳、余干三地防疫及本地公益救援组织；我自2023年11月加入余干县蓝天救援队，累计参与救援队各项任务154次、志愿服务时长835小时，星夜搜救走失老人、全力抢险救援护佑群众平安；我牵头组建余干县学雷锋义务协警队，参加爱心送考、防溺水宣讲，个人出资3000元，向本县应征入伍新兵赠送《雷锋》杂志，在役前教育中注入红色基因等大量落地活动，让雷锋精神真正走进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

两相比较，谁的认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规律，答案不言自明。我对宗教界学雷锋的判断，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27年基层治理、公益服务、文明实践中对“向善可以跨群体、奉献可以跨信仰”这一规律的亲身体证。我见过宗教界人士主动参与扶贫助学、敬老帮困的真实场景，见过他们在公益服务中真诚奉献的身影，这些都是书斋里读不出来、推不出来的。而翟元斌的批判，本就是困守书斋、以既有概念生硬裁剪鲜活现实的教条主义产物。“再审视”一文将我们贬为“感性经验”、将翟元斌捧为“理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倒置。

三、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化：理事会制度不等于“利益交换”，无证据指控违背实事求是

“再审视”一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将《雷锋》杂志理事会费制度直接定性为“经济利益交换”“意识形态商品化”“利益集团话语垄断”，并据此将我这样身处基层传播一线的工作人员贴上“利益网络内部分子”的标签。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使用，也是典型的主观有罪推定。

行业理事会是国内期刊、媒体、行业协会的普遍运作模式，其核心功能是搭建交流平台、凝聚社会合力、共同推广主题内容，理事单位缴纳的会费对应的是行业服务、交流权益与共同推广的成本分担，不能简单等同于“花钱买政治认证”。这一逻辑如果成立，那么中国作协、中国记协、各类行业协会的会员制度都将被污名化为“利益交换”，显然荒谬。

我作为《雷锋》杂志理事会江西上饶联络办公室首任主任，对这项工作有着切身了解。我们搭建地方联络平台，目的是让雷锋精神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组织学雷锋经验交流、推动公益活动开展、宣传基层学雷锋先进典型，每一项工作都光明磊落，经得起检验。“再审视”一文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的前提下，仅凭“缴费理事”这一制度形式就推导“上层建筑扭曲”“阶级立场偏差”，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

更有甚者，将我这样一个累计献血4600毫升、抗疫募捐1.5万元（个人出资1100元）、公益救援志愿服务835小时的基层实践者，定性为“利益网络内部分子”，早已脱离了正常理论讨论的范畴，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倾向。我27年扎根基层，从乡镇司法助理员到文化馆副馆长，岗位几经更迭，初心始终未改，所有的善行与奉献都有公开记录、有群众见证。用“利益”二字抹杀一个共产党员27年的信仰追求，既是对我的不公，也是对千千万万基层学雷锋实践者的亵渎。

反观翟元斌，自称为《雷锋》杂志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本身就深度参与杂志的创办与运营，与杂志存在长期的工作关联。按照“再审视”的逻辑，是否也可以质疑其批判立场受到自身利益格局的影响？文章显然不会这样追问——这种只对他人做“利益分析”、对自身则避而不谈的双重标准，本身就说明其“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不过是选择性使用的话语工具，而非真正的科学方法。

四、话语霸权的双重标准：用“马克思主义”大词封堵批评，才是真正的“压制异见”

“再审视”一文最后指控我们存在三大话语策略——“建构基层实践神话”“反向使用本本主义标签”“用团结话语压制批评”。然而，这三项指控，恰恰是文章自身的真实写照。

其一，文章建构了“书斋理论=理性科学、基层实践=感性经验”的二元神话，把专业研究者的文本分析天然置于真理高位，将一线实践者的经验判断天然贬为低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精英主义”的神话建构。我二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基层不是理论的荒漠，而是真理的沃土；实践者不是被动的“感性材料提供者”，而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中不断深化认识的能动主体。

其二，文章大量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劳动异化”等经典术语包装一个脱离实际的结论，这正是它所批判的“本本主义”——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鲜活的实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去裁剪、否定鲜活的实践。我在井冈红评论团长期从事网络舆论辨析工作，深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应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拿一套抽象公式到处套用。

五、井冈红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雷锋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

“再审视”一文最大的问题，不是引用了多少经典论述，而是它从头到尾都在“解释世界”，却拒绝“改变世界”；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搭建了一个看似逻辑严密的批判体系，却在最根本的实践观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翟元斌式的“书斋理论学雷锋”，可以做边界提醒、做风险警示，但如果将自身的文本分析绝对化为唯一真理，用教条标准否定一切基层创新，就会滑向教条主义的泥潭。而我所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雷锋”的路子，既有系统的党校级理论训练，又有二十七年一线践行的深厚积淀，对雷锋精神的理解，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中不断深化的，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本质。

对待宗教界学雷锋这一新生实践，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当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检验其成效，在发展中规范其边界，既不盲目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用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给鲜活的实践定罪。

马克思的墓志铭写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既是对“再审视”一文最有力的反驳，也是我27年学雷锋历程最根本的遵循——雷锋精神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大地上的践行之路。我将继续以理论铸魂、以实践立身，在基层一线守护、传承、践行雷锋精神，用实际行动回答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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