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货郎担和柜台

父亲这辈子，就在那根扁担上晃过来的。

七十年代中，政策落实，他从外地回镇，进了商业合作社。镇子小，石板路被踩得光溜溜。父亲没别的本事，领了副货郎担，就把一家人的生计挑上了肩。

前箱后箱，中间一根黑油油的扁担。针线、火柴、煤油、盐巴、红糖、铅笔，零零碎碎塞满两箱。这些东西不起眼，却是村里人过日子的指望。天刚亮，父亲出门；日头落，他才回。扁担吱呀吱呀叫，从镇子响到田埂，又从田埂响回镇子。

我学会走路，就开始跟着他下乡。路窄，我走不稳，抓着他衣角，伸手去够绳扣。他怕我摔，步子迈得碎，有时停下，把我抱到田埂上坐。风穿过稻穗，带着湿气。他指给我看：稻、棉、油菜、红薯。我不懂，只盯着他的手看——指头粗短，掌心裂着口子，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黑泥。

乡人见了他，从屋里迎出来。买针的，买肥皂的，称红糖给孩子吃的。父亲递过秤杆，让人看清秤星，再挪秤砣。他说："秤要平，心才平。"我不懂这话多重，只看他把铜钱毛票塞进布袋，在账本上划一道。账本纸页发软，边角卷起，像片枯叶子。

夏天草帽压低，冬天围巾裹紧。雨天路滑，他一步一挪，扁担晃得厉害，货箱却从不落地。天黑回家，他把扁担靠门后，坐在门槛上揉肩。灯光昏黄，影子投墙上，像截被风吹弯的老树桩。

八十年代，街上热闹了。供销社换了招牌，个体户多了。父亲不再挑担，站到了三尺玻璃柜台后。

柜台里摆着糖果、香烟、电池。柜台外人流如织。父亲守着算盘、秤杆和账本。手指拨算盘，珠子脆响，像雨打瓦片。有人买盐，他称；有人赊账，他记；有人多给钱，他追出去退。他不爱高声，规矩却严："生意可以小，手脚不能短。"

午后阳光斜照进柜台，映出他半张脸。他抬头看街，低头看账。那时街上有自行车铃响，有收音机唱歌。父亲站在柜台后，不懂什么叫时代，只把日子一天天撑过去。

九十年代初，价格双轨制。同一种白糖，计划价和市场价摆在一起，柜台上争执多起来。有人嫌他死板，说别处能通融。他不辩解，把两种价签并排贴玻璃上："公家的账，一分不能乱。"后来个体户更多，供销社生意淡了，父亲仍守着柜台，把货物摆得整齐，像守着一座退潮的码头。

我去读商专那年，稻子黄了。父亲送我到村口，替我提行李，走到路口便停。我回头，他站在夕阳里，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水田中，像根没卸下的扁担。车来了，我从车窗接钱，那钱温热，带着他掌心的茧。

后来，父亲老了。手更糙，背更弯。但他仍把柜台擦净，货物摆齐，账目记清。仿佛只要柜台在，日子就不散；只要秤杆平，人心就不歪。

父亲走了二十六年。老宅荒了。

木门漆皮剥落，门环生锈，院里草没过膝盖。灶台冷，堂屋空，那根扁担也不见了。墙角留着点旧痕，像岁月没擦干净的笔划。老街变了样，水泥路铺到门前，店铺招牌亮堂，年轻人拿着手机走过。没人再挑担进村，也没人再为半两针线细细讨价。

这次带儿孙回去，张顺站在门前问："谁住过这里？"

我指着空荡的堂屋："爷爷。"

他睁大眼睛看。那一刻，我好像又看见父亲挑着担子从田埂走来，瓶罐轻响；看见他在柜台后拨算盘；看见他站在夕阳里，影子越过稻田，越过老街，落在我心上。

父亲没留下宅院名声，也没留下财富。他只留下一根扁担、一杆秤、一本账、三尺柜台。这些沉默的东西，托住过一个家，也托住我对来处的记忆。

前些日子，张顺在老宅前扫码下单，一箱水次日送到。看着他手指在屏幕上一划，我忽然想起父亲在账本上写下的那一行小字。他不懂商业伦理，却用一辈子把这两个字写在扁担和秤杆上。原来诚信不是大道理，只是一个人不肯在暗处弯下腰。

老宅会荒，柜台会旧。但只要还有人记得扁担压过的肩膀，记得秤杆称过的公平，父亲就没走远。

风过老街。恍惚间，仍有货郎担的吱呀声，从岁月深处一步步走来，踩着我每一次回乡的路。

丙午仲秋 仲升 谨识于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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